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同上，第518页）归根结蒂，船山崇尚的还是乾坤并建、仁智合一的二统并行，尽管秦始皇凭借武力而有限地成就了大公，然其废弃道统，终致国祚不久。天之牖民出自《诗·大雅》，孔疏以为牖与诱通用。

王、颜二人重视位的思想，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对当时异族入侵和农民起义所造成的社会失序与文化危机的担忧，他们都认为单纯追求形上之道的思维方式，是靠不住的。7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船山全书》第1册，第1008页）这个不继就成了人禽之辨的入口处。（《船山全书》第1册，第1006-1007页）顺治十二年（1655），船山三十七岁客游晋宁时始作《周易外传》，康熙二十四（1685）于湘西草堂病中作《周易内传》，虽然二著相距三十年，然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详见《周易内传》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章的诠释。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和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为立论依据，来说圣人合天，他说：一乎诚，则尽人道以合天德，而察至乎其极。

故教与养有兼成，而政与教无殊理。船山的简柔论非取黄老之学。这也是笔者对当今诸子学研究出新的理解：不惟视野要打开，话题也要更新，循循于旧有的先秦学术史研究轨辙恐怕是没有前途的。

不过，《老子》知不知名是一回事，其书彼时是否存在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们看《左传》所引仲虺、史佚的言论思想性都很强，也是离事而言理，本质上与《老子》也是一样的。因此所谓道德教训、嘉言规诫之存在就势属必然，故思想性私家著述之早出乃自然之理。此说似乎认为官学时代公事牢笼一切，没有个人之私德修为和作品，其实大谬。

顺便说一下，学者论私家著述体例，往往专挑《老子》的毛病，却习惯性忽视《孙子兵法》一书，恐怕主要由于《左传》不载此书，故很多学者指其晚出。此前有学者倾向于把臧文仲、子产等人的言论称为前诸子，这个提法应该说注意到他们与后来子书在思想性特质上的一致，但窃以为前诸子的提法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认为臧文仲、子产等还不是子，其实是未认清他们言论的个人性质。

而且，仅就先秦时期看，诸子学派之间的主次格局，其实很多时候既反映了学者的自发选择，也是学派间公平竞争的结果，因此我们就看到先秦时期这种学派间的实力格局其实并没有完全平等过。不过，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看，孔先老后其实早肇其端。关于《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方勇先生论老孔主次问题时有专门论述，其说略谓：老子所传《道德经》是最早的私家著述，而这种思想性的私家著述正是子学的核心特质，相比于述而不作的孔子，老子更能标志子学的开端。相对来讲，《老子》就显得寂寂无名（《墨子》根本没提到），这恐怕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孔先老后认识的形成。

方勇先生有鉴于老子在诸子学发展史中的独特位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张纠正孔老关系的倒置。且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既然是为己之学，自我的德、智修为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先秦时期学派间这种势力的消长变化，罕有后世独尊儒术式的官方干预，其实主要反映了学派间的自由竞争，也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自主选择。比如《左传》引仲虺、史佚等人的言论就常以人称，如仲虺之志史佚之志云云，而《逸周书》这样的书又称为周志，当学者把所谓志书体都视为官书时，仲虺、史佚的言论也就官学化了。

这其实与诸子学派衍生的历史理路有关。但他们作品或言论的先后，情况就较为复杂。

简单来说，《老子》的流行和经典化，主要靠思想本身的魅力和吸引力，而孔子除了思想本身外，还有成体系的孔门师说传授系统，有众多孔门弟子的宣扬，这在孔子思想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之其学说本身可能更为重要。但这些知识《左传》说史莫之知，叔向也说自己未之闻，这正说明此类知识在当时是很小众的，绝非官方流行的公共知识，故将其都归入官学肯定欠妥。

当然，这些个人性言论此前多被视为官学的一部分，说明与泛化官学相应，官书也存在泛化的现象。由此笔者还想指出，后世封建王朝虽然以官方的力量尊儒，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典籍却也一直在知识阶层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如玄学兴起、道教创设、理学形成等，这与汉初倡黄老，而儒学犹能在学者间形成很大的势力，道理是一样的。这都反映了老、孔思想本身的独特价值，恐怕也是决定他们各自学派实力版图的核心竞争力。由上述所论看，官学时代就有个人性作品即私家著述是不争的事实。晚近何炳棣先生则详论该书的春秋属性，并指其为最古的私家著述（最古应加限定词现存），这与清人孙星衍、近人余嘉锡的看法大体一致，可以说较有理据。《国语·周语下》又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所谓民之宪言，与前述臧文仲等人私人性质的言论近似，且就典范性（道德信条或伦理规约）来说，这里明显将其与《诗》《书》等官书等量齐观。

像裘锡圭先生就根据郭店楚简推断，《老子》大概战国早期就存在了，而其时距老子其人生活的春秋晚期极近。事实只能是，孔子同时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这些私人著述就存在了。

后世封建社会尊儒的官方政策，同样也是书外的因素，就所起的效能看，较之弟子群体则又过之。《论语》作为汇集孔子及弟子言论之作，说他是孔子的作品有点牵强，即以此书为参照，今天即便有郭店楚简本的发现，恐怕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它早于《老子》，传统说法恐怕就更是如此了。

方勇先生说老子与孔子的抱负都在于周文重建，其实毋宁说他们都是周文化的衍生：不只以从周为职志的孔子是这样，老子之主张退守、卑下，其实亦可视为周礼谦恭、不辞贱原则的极端表达。相对来讲，老子就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不但老子本人很低调，尤其没有孔子这样传承有绪、广倡其说的弟子群体。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子产提升个人修养的为己之学，本质上与上述臧文仲等人的言论并无二致。孔子殁后的战国早期，可以说儒家最盛，这时不但以孔为主，包括道家在内的其他家甚至都还没有，战国初期魏文侯以孔门弟子子夏为师，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且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既然是为己之学，自我的德、智修为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像裘锡圭先生就根据郭店楚简推断，《老子》大概战国早期就存在了，而其时距老子其人生活的春秋晚期极近。

不过，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看，孔先老后其实早肇其端。但这些知识《左传》说史莫之知，叔向也说自己未之闻，这正说明此类知识在当时是很小众的，绝非官方流行的公共知识，故将其都归入官学肯定欠妥。

但他们作品或言论的先后，情况就较为复杂。且即以《老子》而论，其书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说较之《论语》可能更接近私家著述，因为它有明显的整体感，不像《论语》那样系弟子缀拾先师言论而成。

前面提到战国初年儒家独大，后墨学在非儒排孔中也开宗立派。由此笔者还想指出，后世封建王朝虽然以官方的力量尊儒，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典籍却也一直在知识阶层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如玄学兴起、道教创设、理学形成等，这与汉初倡黄老，而儒学犹能在学者间形成很大的势力，道理是一样的。

孔子殁后的战国早期，可以说儒家最盛，这时不但以孔为主，包括道家在内的其他家甚至都还没有，战国初期魏文侯以孔门弟子子夏为师，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国语·周语下》又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所谓民之宪言，与前述臧文仲等人私人性质的言论近似，且就典范性（道德信条或伦理规约）来说，这里明显将其与《诗》《书》等官书等量齐观。就私家著述来说，尤其不能局限于《老子》一书，应该再往前追溯，特别是改变过去官学之下没有个人性作品的认识误区，发掘官书中被长期遮蔽的个人性作品。后来兴起的墨家，也是在非儒排孔中开宗立派。

关于《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方勇先生论老孔主次问题时有专门论述，其说略谓：老子所传《道德经》是最早的私家著述，而这种思想性的私家著述正是子学的核心特质，相比于述而不作的孔子，老子更能标志子学的开端。笔者晚近也有多篇文章指出，《老子》一书所涉及的观念、名物、语言与《左传》多能相应，说明它们的时代应该是很接近的，而《左传》一书现在一般认为即成书于战国早期。

其实我们看《左传》所引仲虺、史佚的言论思想性都很强，也是离事而言理，本质上与《老子》也是一样的。而且，仅就先秦时期看，诸子学派之间的主次格局，其实很多时候既反映了学者的自发选择，也是学派间公平竞争的结果，因此我们就看到先秦时期这种学派间的实力格局其实并没有完全平等过。

这就导致虽然他们的作品（言论结集）大体都是春、战之际，但孔子思想、言论无疑更早流行和知名，而《老子》由于缺乏弟子群体的宣扬，仅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它要流行开来，达到经典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知名要拖后一个时段。还以子产为例，《左传·昭公元年》记叔向就其问晋侯之疾，子产的解释涉及古史、天文、地理、神祇、疠疫等多方面知识，真可谓洋洋洒洒，故晋侯叹其为博物君子。